▲Hamilton Harty：Violin Concerto, Variations on a Dublin Air/ Ralph Holmes/ Bryden Thomson / Ulster Orchestra/ Chandos Super Analog ABR 1044 對於絕大多數愛樂者來說，漢彌爾頓．哈蒂(Hamilton Harty，1879~1941）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名字。也許一個世紀前的曼徹斯特市民會津津樂道他將哈雷管弦樂團打造成為當時大不列顛群島最優秀的樂團，甚至一度可與偉大的柏林愛樂相提並論。也許老派的愛爾蘭樂迷還可以從黑膠唱片中與...
▲*Hamilton Harty：Violin Concerto, Variations on a Dublin Air/ Ralph Holmes/ Bryden Thomson / Ulster Orchestra/ Chandos Super Analog ABR 1044*
對於絕大多數愛樂者來說，漢彌爾頓．哈蒂(Hamilton Harty，1879~1941）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名字。也許一個世紀前的曼徹斯特市民會津津樂道他將哈雷管弦樂團打造成為當時大不列顛群島最優秀的樂團，甚至一度可與偉大的柏林愛樂相提並論。也許老派的愛爾蘭樂迷還可以從黑膠唱片中與他分享共同的記憶，例如管弦樂幻想曲《在愛爾蘭》(*In Ireland, 1918*）讓人聯想到黃昏時分兩位街頭藝人在都柏林街頭表演的畫面、優美卻也令人心碎的交響詩《與野鵝同行》(*With the wild geese, 1910*）以「野鵝」象徵反抗英國長期鎮壓而上戰場的「愛爾蘭士兵」、浪漫的《鋼琴協奏曲》(1922）有拉赫曼尼諾夫的影子等。但時至今日，就算還有人對他《愛爾蘭交響曲》(*An Irish symphony,1904 rev.1915, 1924*）中活潑輕快的〈美好的一天〉(*The fair-day*）有點印象，我懷疑有幾個愛爾蘭人知道它是誰創作的。
有關哈蒂的文獻很少，在杜倫大學(Durham University）音樂教授迪布爾(Jeremy Dibble）2013年出版《漢彌爾頓．哈蒂：音樂博學者》(*Hamilton Harty: Musical Polymath*）前，唯一的「非綜合研究」成果是哈蒂專家格里爾1978年編輯出版的《漢彌爾頓．哈蒂：他的生平與音樂》散文集（註1） 。《格羅夫音樂與音樂家字典》自1950年代以來，哈蒂條目的長度持續縮減，目前只剩約500個字，甚至連作品列表都沒有。全世界沒有任一個音樂廳把哈蒂的任一個作品納入保留曲目，只有英國愛國小廠Chandos雪中送炭，在1980年代陸陸續續錄製了一些哈蒂的黑膠唱片（註2） ，學界與市場的冷清完全反映他在音樂史上的「無關緊要」。其實除了艾爾加以外，哈蒂的命運跟所有會彈琴、會作曲的大不列顛群島作曲家一樣，這一點都不足為奇，但他做為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最重要的「英國指揮家」，竟船過水無痕、一點都沒有留下應有的評價，應該與他不是學院出身、沒有及早發展海外事業，以及因腦瘤過早結束生命直接相關。
哈蒂是二十世紀二Ο和三Ο年代英國樂壇最傑出的指揮家之一，他也是第一位在英國積極推廣白遼士音樂的指揮家（註3） ，然而樂評對他的關注卻遠不及同世代的畢勤（Thomas Beecham）、包爾特（Adrian Boult）和沙堅特（Malcolm Sargent），甚至老一輩的伍德(Henry Wood）都比他「吃香」。哈蒂在1920年10月出任哈雷管弦樂團常任指揮（註4） ，執掌樂團兵符近13年，不僅重新擦亮哈雷的招牌，更帶領樂團轉虧為盈、安然度過經濟大蕭條，威名遠播巴黎；1921年4月率團首次商業錄音（註5） ；1922年英國廣播公司成立，哈蒂在1924年10月16日在自由貿易大廳演出並首次同步廣播。儘管哈蒂取得了偌大成功，但他還是受到既尖銳又不準確的批評，譬如對法國音樂不屑一顧的李希特就批評他的節目過於保守、《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的樂評們說哈蒂明顯忽視了現代作曲家、《音樂時報》(*The Musical Times*）的讀者投書更是惡評如潮。1929年就有個叫威廉．諾曼(William Norman）的哈雷常客寫信譖訴哈蒂：「不滿哈雷音樂季節目不是少數人，而是越來越多人。尤其讓我們惱火的是，哈蒂竟然用赫利-哈欽森(Hely-Hutchison）、布萊森(Bryson）、阿特堡(Atterberg）、高德馬克(Goldmark）等人的邊角料唬弄我們，明明西貝流士、拉威爾、斯特拉汶斯基、巴克斯(Bax）、霍爾布魯克(Holbrooke）等人都還有一大堆的嚴肅作品……難道是西貝流士的交響曲太刺耳了？還有馬勒呢？」
事實上，馬勒做為作曲家，是二戰以後才被大眾充分認可的，倫敦交響在1930年1月29日華爾特指揮下演出《大地之歌》之前，沒有演奏過馬勒任何的管弦樂作品，但哈蒂早在1927年就已將馬勒的作品引進曼徹斯特，尤其是他的《第4號交響曲》和《第5號交響曲》的第四樂章，可知哈蒂實際上是走在時代前沿的。此外，哈蒂更在1930年2月27日指揮哈雷樂團演出馬勒《第9號交響曲》，這是英國的首演（註6） ，而且往後在二戰期間，英國沒有一個大型管弦樂團或指揮家演奏過馬勒的作品，因此批評哈蒂「明顯忽視」馬勒是沒有道理的。根據《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和《星期日電訊報》(*The Sunday Telegraph*）首席古典音樂評論家甘迺迪（註7） 的說法：「在哈雷樂團成立後的頭一百年裡，哈蒂執掌下的哈雷樂團演出許多最重要的英國首演，這或許足以反擊批評他保守主義的人。」記者兼樂評家比爾(Robert Beale）也在1998年哈雷樂團遭遇金融危機，差點倒閉後，潛心研究寫下《哈雷――音樂、金錢、大師和管理》(*The Hallé - Music, Money, Maestros and Management, 2000*）一書，他指出：「在1925至1935年期間（哈蒂指揮了其中的八年），哈雷樂團有31%的節目是演出在世作曲家的作品，比1935至1995年間的任一個十年都要多，且時間愈往後，在世作曲家的作品占比就愈急劇下降。哈蒂對在世作曲家的貢獻可說是哈雷樂團所有二十世紀當家指揮家中最大的，他甚至可以被視為哈雷樂團歷史上最重要的現代曲目指揮家之一。」由此可知，李希特批評哈蒂的節目過於保守、衛報說他忽視現代作曲家，都是含血噴人、睜眼說瞎話，其心可誅、其行可鄙。
▲布拉姆斯的牌友、華格納《指環》的首演大指揮家李希特（Hans Richter）
1931年夏天，哈蒂首次以客席指揮身分前往美國好萊塢露天劇場(Hollywood Bowl）舉辦一系列音樂會。回國後，在1931年10月15日演出蓋希文的《一個美國人在巴黎》，衛報首席樂評卡都斯（Neville Cardus）說：「這玩意兒一點也不有趣」，並建議「**應該對這種美國貨徵收150%的關稅**」（註8） ：衛報另一個樂評蘭福德(Samuel Langford）也幫腔：「我們不想要這些個美國爵士樂……他（哈蒂）試圖塞一堆爛貨給我們。」這種惡意攻擊讓哈蒂心灰意冷、萌生退意。1932年，他恢復與倫敦交響的合作，並在1933年2月6日結束另一次美國巡演後，宣布1932-33演出季結束後辭去哈雷樂團職務，哈雷管弦樂團委員會認為哈蒂吃碗內、看碗外，「曼徹斯特以外的工作太多，與哈雷的利益不相容」，主動不與哈蒂續約，哈蒂宣布轉任倫敦交響藝術顧問兼首席指揮。就在哈蒂準備跳槽前夕，畢勤和沙堅特為了與當時的倫敦交響和BBC交響互別苗頭，才剛創立了倫敦愛樂。有錢就是任性的富二代畢勤開出夢幻高薪，向倫敦交響挖了不少人，哈蒂只能建議倫敦交響從老東家哈雷樂團挖走8位主要樂手填補，這挖牆腳、損陰德的事又讓哈蒂遭受許多負評。哈蒂離開哈雷的身影已經夠難看，更不幸的是，哈蒂並沒有為倫敦交響帶來票房，他在1934年再度被倫敦交響「殘酷而痛苦地」解聘，哈蒂走投無路，只能離開英國。這年倫敦市民的損失很大，艾爾加、戴流士和霍爾斯特（Gustav Holst）相繼去世。
根據比爾的研究，1925至1935年哈雷音樂季的上座率平均約62%，是除了兩次世界大戰以外的五個十年當中最低的水準。然而，這並不代表大眾厭惡哈蒂在節目中安排現代主義作品。1929-30演出季的21場音樂會（註9） 包含15部曼徹斯特首演、一部世界首演和一部英國首演，該季演奏在世作曲家的作品占42%，是二十世紀所有演出季中最高的比例，還創下曼徹斯特哈雷音樂會有史以來最高的總收入9,988英鎊（註10） ，證明1929-30演出季以後上座率逐年降低的主要原因是經濟衰退，而不是節目安排所致。比爾說，儘管哈蒂面臨全世界的經濟大蕭條，他在1920到1930年十個演出季中只有三個虧損，這在二十世紀的英國管弦樂團來說是項驚人的成就。反觀伍德領導下的女王音樂廳管弦樂團，自1915年以來就接受查佩爾公司(Chappel Ltd）的資金挹注，每年仍虧損高達5,000英鎊，1927年終於被英國廣播公司接管。
1934年春，家庭（註11） 與事業兩失意的哈蒂啟程前往澳洲演出，在海上航行中邂逅一位叫洛莉．博蘭(Lorie Bolland）的少婦，儘管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洛莉對哈蒂有愛意，但哈蒂為她創作了兩首鋼琴曲。這段剃頭擔子一頭熱的「婚外情」一直保密到2010年，才因為洛莉保存的50多封哈蒂寫給她的信而曝光。1936年秋天，**哈蒂被診斷出患有惡性腦瘤，他的右眼隨著腫瘤手術被摘除**；1938年3月復出，1941年再度因為腦癌復發去世。
▲腫瘤手術前的漢彌爾頓．哈蒂／「永遠屬於你」的艾格尼絲．尼科爾斯
綜觀哈蒂的一生，可謂「**紅顏棄、朱樓空**」！為何他始終無法獲得英國音樂界的權威認可？我認為有兩個主要原因，首先是他的個人因素，他雖出生在愛爾蘭傳統省分阿爾斯特(Ulster）唐郡(County Down）的希爾斯伯勒(Hillsborough），但他祖上是來自芒斯特省（Munster）利默里克郡(Limerick），所以**他壓根兒不認為自己是英國人**。無奈英愛戰爭後祖國分裂，包括唐郡在內的阿爾斯特的六個郡被劃入北愛爾蘭，他成了英國人。巴黎音樂週刊《吟遊詩人》雖然極力吹捧他，但也曾兩次錯誤地將他稱為「**英國指揮家**」（註12） ，讓他很不爽。**哈蒂一輩子都以永遠不投降的「愛爾蘭野鵝」自居**，而英國的門戶之見是很深的，連南方的倫敦都瞧不起北方的曼徹斯特，高高在上的英國人怎麼可能推心置腹，接納政治立場諱莫如深、愛爾蘭情結根深柢固的哈蒂？
其次是外在因素，英國的音樂界是講究「出身」的，不僅看重學歷，還得是名校畢業，如果哈蒂在倫敦長大並接受菁英教育，有關係就沒關係的「老男孩網絡」(old boy network）（註13） 就會為他一路開綠燈，音樂學家及媒體大老對他的評語也會大不相同。但哈蒂根本沒進過學校，他完全只靠教堂管風琴師父親在家自學，以及17歲獨自到都柏林隨愛爾蘭皇家音樂學院埃斯波西托(Michele Esposito）教授私下學習了5年。拿艾爾加為例，他跟哈蒂一樣沒有祖蔭，唯一學歷是15歲從立陶頓學園(Littleton House）畢業，他也是完全自學（註14） 作曲。不過艾爾加比哈蒂幸運的是，他有諾維羅出版社編輯耶格(August Jaeger）、《每日電訊報》樂評貝內特(Joseph Bennett）、《曼徹斯特衛報》樂評約翰斯通（Arthor Johnstone）以及大指揮家李希特的支持；但縱使如此，他還是遲至42歲(1899年）首演《謎語變奏曲》後，才獲得英國音樂界普遍的認可。有個例子可以說明「出身」的重要性，1898年，蘇利文(Arthur Sullivan）在里茲音樂節(Leeds Festival）首演艾爾加的清唱劇《卡拉克塔庫斯》(*Caractacus, Op.35*），艾爾加感激涕零地跟他說：「對我們這些沒上過好學校，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人來說，您的慷慨與某些人的嘴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別說是把愛爾蘭當作殖民地的英國人，就連整天想脫離英國的蘇格蘭都從沒把愛爾蘭當「自己人」（註15） 看。二十世紀初，大量愛爾蘭移民蘇格蘭當移工，領著比蘇格蘭工人還低的基本工資，生活條件十分惡劣，蘇格蘭長老會竟還要求倫敦當局和蘇格蘭事務大臣遣返那些在醫院、監獄或仰賴救濟維生的愛爾蘭人。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不列顛群島上的「島民」們彼此間依舊尺布斗粟、水火不容，這更顯得**蘇格蘭**指揮家湯姆森(Bryden Thomson）指揮北愛爾蘭阿爾斯特管弦樂團(Ulster Orchestra）錄製哈蒂所有的管弦樂及協奏曲，是多麼難能可貴，這套唱片可說為哈蒂「紅顏棄、朱樓空」的一生平添了一絲絲光彩。其中，我要特別推薦哈蒂1908年題獻給當時才16歲的匈牙利小提琴家西格第（Joseph Szigeti）、隔年3月24日首演的《小提琴協奏曲》(*Op. 17*）。此曲的商業錄音極為罕見，直到1979年才由**英格蘭**小提琴家霍姆斯(Ralph Holmes）憑一己之力，「復興」這首連哈蒂自己都不曾完整灌錄的協奏曲，這張湯姆森指揮阿爾斯特樂團伴奏霍姆斯的錄音，是唯一有黑膠發行的版本（註16） ，演繹、版質均屬一流。《小提琴協奏曲》擁有媲美孟德爾頌的甜美旋律，11分多鐘的慢板樂章有足夠的抒情性作支撐，不會讓人覺得冗長，終樂章在一聲鈴鼓(tambourine）與低音弦樂後由小提琴獨奏帶出管弦樂，充滿活力熱情，縱使布魯赫(Max Bruch）有機會創作一部「愛爾蘭幻想曲」的話，頂多也就是這樣了。
明明是精品，卻成了滄「海」遺珠，這益發使人覺得英國的音樂界「水很深」。行筆至此，恰逢農曆七月鬼門開，如果哈蒂地下有知，也聽到我播放此碟，一定會對湯姆森跟霍姆斯感激涕零地說：「對我這沒上過學校，冇某冇子、孤苦無依的人來說，您倆的慷慨與那些含血噴人、睜眼說瞎話的嘴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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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大衛．格里爾（David Greer，1904~1984）是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漢彌爾頓．哈蒂音樂教授、杜倫大學音樂教授，為《大英音樂百科全書》（Musica Britannica）出版兩卷《魯特琴演奏家聲部曲集》（Collected Lutenist Partsongs）、《約翰．道爾蘭》（John Dowland）、《早期英語印刷樂譜中的手稿銘文》（Manuscript Inscriptions in Early English Printed Music）。英國音樂及舞蹈評論家古德溫（Noël Goodwin）在1979年12月《音樂時報》中，將格里爾編輯的《漢彌爾頓．哈蒂：他的生平與音樂》定位為「一系列散文，而非一項綜合性研究」。
註2：哈蒂的管弦樂幾乎只需要4張黑膠就可以錄齊。
註3：巴黎音樂週刊《吟遊詩人》（Le Ménestrel）1926至1933年間頻繁提及哈蒂，可見他當時在法國確實享有相當高的聲譽。
註4：在此之前，哈雷管弦樂團的常任指揮均為德國人：1857至1895年，創始人查爾斯．哈雷（Charles Hallé）深耕曼徹斯特，並澈底改變了這座城市的音樂生活，畢勤說：「這個精力充沛的日耳曼人對英格蘭北部的貢獻，比他之前和之後的所有人加起來還要大。」接著是李希特（Hans Richter）、巴林（Michael Balling），分別任職於1899至1911年與1911至1914年間。1914至1920年間，因一戰德國人不再受歡迎，英國被迫依賴本土音樂家。
註5：哈雷管弦樂團的首張錄音是德布西的《牧神的午後前奏曲》和白遼士《浮士德的天譴》中的〈拉科奇進行曲〉（Rákóczi March）。
註6：距離此曲1912年6月26日在維也納的世界首演也才18年。在此之前，只有伍德1903年的馬勒《D大調第1號交響曲》、1909年的《豎琴與弦樂小慢板》、1905年《G大調第4號交響曲》、1913年《e小調第7號交響曲》、1914年《大地之歌》是在英國的首演。
註7：甘迺迪（Michael Kennedy，1926~2014）從15歲加入《每日電訊報》曼徹斯特分社擔任茶童，一生都在報業工作。他是佛漢．威廉斯、艾爾加、巴畢羅里、馬勒、史特勞斯、布列頓、包爾特和華爾頓的傳記作者，也著有《哈雷管弦樂團的歷史》（The Hallé, 1858–1983: a History of the Orchestra.）等十餘種，極為多產。他為《格羅夫音樂與音樂家字典》編寫大量文章，也是《牛津簡明辭典》（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Music）的作者。
註8：可見暴力關稅並非川普首創。卡都斯此段評語詳見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音樂博士、阿爾斯特音樂學院教授普魯默（Declan Plummer）所撰〈漢密爾頓哈蒂與哈雷管弦樂團的遺產（1920~1930）：重新評估〉。
註9：哈雷音樂季在整個二十世紀二Ο年代，每年都能舉辦21場音樂會。反觀有瓦爾登勳爵（Lord Howard de Walden）、詹金斯（Cyril Jenkins）和德朗熱男爵（Baron Frédéric d’Erlanger）贊助的倫敦交響，在1920-1921演出季僅辦了10場音樂會，1921-1922演出季也僅辦了8場。
註10：在哈蒂任職期間，哈雷音樂會的票房收入從1920年第一個音樂季的7,008英鎊提升至1921-1927年的平均8,880英鎊，1927-1931年達到顛峰，平均收入為9,740英鎊。
註11：哈蒂1900年初到倫敦，以鋼琴伴奏維生，他1904年7月15日娶二十世紀英國最偉大的女高音之一艾格尼絲．尼科爾斯（Agnes Nicholls）為妻，也因此認識李希特，開始指揮生涯。但哈蒂與艾格尼絲婚姻並不美滿，兩人膝下空虛，1928年後便分居了。艾格尼絲有同性戀傾向，22歲（1898）時與18歲的女同性戀約翰（"John", Radclyffe Hall）熱戀，這段戀情一直持續到1901年。
註12：外人永遠搞不清不列顛群島上到底有那些民族，他們經常一律被當作英國人，《吟遊詩人》1931年7月17日及1931年8月14日兩度稱哈蒂為「英國指揮家」（le chef d' orchestreanglais）。
註13：這個術語最初是指男子菁英學校校友間的社會和商業聯繫，現在也指具有相似社會或教育背景的富裕男性在商業或個人事務上的互通有無。
註14：他研讀凱魯畢尼（Luigi Cherubini）的《對位》（Counterpoint）、凱托（Catel）的《和聲論述》（Treatise on Harmony）、白遼士的《配器法》（Instrumentation）以及諾維羅出版社發行的《莫札特的簡明絕對低音學派》（Mozart’s Succinct Thorough-Bass School）。
註15：直至1923年，蘇格蘭長老會還發表《愛爾蘭人對我們蘇格蘭民族的威脅》，認為愛爾蘭人「未開化」、「愛喝酒」、「懶惰」，會對蘇格蘭的「道德文明」造成破壞。
註16：本碟還收錄一首已遭人們遺忘的《為小提琴與管弦樂團的都柏林風格變奏曲》（Variations on a Dublin Air, for violin and orchestra, 1912），包括主題與7段變奏，獨奏者時而敏捷的獨奏，時而與大提琴一唱一和，宛如雙人舞。
